再说两个“两难”。一个“两难”是地方政府按过去的路径,继续通过消耗资源来发展加工贸易,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,已经不可能,因为资源、环境、社会容量以及加工贸易的成本承受能力都已近极限;但要按照“腾笼换鸟”的思路,把低端的产业、低附加值的环节转移出去,然后再通过一定的方式与手段,把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企业扶持起来,实现产业的调整和提升,也确实不容易。因为这些企业尽管附加价值低,但它是整个产业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同时对经济社会稳定,特别是农村的稳定起着很重要的支撑作用。
另一个“两难”是,企业继续在东莞搞加工贸易,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,生存难度越来越大;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又觉得风险更大,比如越南,虽然成本可能要低一些,但是产业配套、产业氛围成熟程度等方面,还不足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。就算搬迁暂时回避了问题,但以后还要面对相同的问题。
现在一些媒体形容东莞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,或者正面临一种发展上的困境,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,我觉得说得都不为过。
但是,我们也应该看到,东莞首先面临困境,就意味着东莞有可能首先解决这些问题,有可能率先跨入新的发展阶段,可以继续先走一步。所以,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目前的困境,我们会更多看到机会,增强推动产业调整升级的紧迫感。
记者:产业转移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,并非今年的新情况。有媒体说有数千家工厂倒闭或迁出,情况究竟怎样?
江凌:我们有过调查。去年东莞终止的加工贸易企业有909家,占企业总量的6%左右,涉及合同投资额接近10亿美元左右。这是个什么状态?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,批准设立的企业有3.3万多家,现在还在运作的有1.5万多家,也就是说,30年时间里先后有2.2万多家企业结业,平均每年是700到800家,改革开放头10年企业相对比较稳定。按此推算,后20年平均每年有近1000家企业终止。从这个情况看,去年终止近千家企业是正常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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